針對「別有用心之徒」就能夠消除謠言嗎？

按︰本文是我為《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》撰寫的文章，寫於2020年8月。原本此文只放在Patreon，但見近日出現關於「假新聞法」的討論，覺得適用。以下是我交出去的版本（另外加了小標題），書中採用的標題為〈當權者應對錯誤 難以阻截傳言〉。

無論對反修例運動抱持甚麼立場，都不能否認這場極具規模的反抗運動影響深遠，而且過去一年多的日子裏，很多香港人均非常關注運動發展，不斷觀看、尋找以及分享相關資訊，除了新聞報導、評論、宣傳品外，亦夾雜不少沒有證據甚至錯誤的傳言。由於反修例運動的資訊極多，這些傳言的影響力不容忽視。

不要只著眼於「惡意造謠者」

警暴問題是反修例運動的一大焦點，伴隨而來有不少傳言跟警察有關。關於假消息或無根據的傳言的來源，一種常見想法是「有人惡意散播謠言」，例如香港警方多次回應指控時都稱發放消息者「別有用心」、「煽動仇恨」、「抹黑警隊」、「企圖分化社會」等。^[1]根據這種理解，傳言先由不懷好意的人製作，再靠其他網民誤信後協助散播出去，以下稱為「惡意造謠者模型」。

從「惡意造謠者模型」去看失實訊息流傳的問題，最直接的解決方法自然是針對源頭，禁止發放假消息，然後再教育大眾辨別失實訊息，以免誤信謠言，成為「惡意造謠者」的幫兇。本文想指出，單靠「惡意造謠者模型」無法全面理解網絡上為何那麼多未經證實甚至失實的傳言，而且這個模型只會令當權者使用錯誤方法應對假消息問題。

首先，謠言不一定要有人惡意「創作」才會出現，臆測、錯誤詮釋照片或影片、以訛傳訛等均有可能令傳言出現。例如2019年9月一篇關於自殺數據的分析在Facebook上有逾萬次分享，經查證有關數據既不完整亦有多處錯誤，該組數據實際上源於有網民嘗試整理自殺案件，即使那位網民早已發現並指出資料有誤，仍無法阻止其他人分析錯誤數據及令「自殺數字大幅增加」的說法迅速流傳。^[2]

其次，網絡訊息傳播並非一小撮人可以控制，就算有人刻意散佈假消息，沒有其他網民協助亦難以成事。消息在網絡上的流傳程度取決於網民有多熱心轉發出去，像一個集體決定，每次分享都是投票。一般人鮮會刻意轉發假消息，但在網絡上真實與否並非訊息流傳程度的唯一標準（甚至不是主要因素），網民可能認為訊息有其他重要和值得傳播之處，因此無論傳言如何產生，了解這些傳言為何吸引人轉發同樣重要。

（為方便行文，以下討論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傳聞時，無論是錯誤失實、片面誤導、沒有根據抑或未有充分證據的消息，一概以「傳言」稱之，如未有註明，不應視作肯定或否定該傳言。）

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傳言

我曾經查證一些跟反修例相關的傳言，經常看到網民在轉發消息展現兩種態度︰第一種是「未FC但信住先」，即「我尚未查證傳言真假，但姑且相信」；第二種是「等炒車」，即「希望有人能證明我錯」，主要用於壞消息。抱持這兩種態度去轉發訊息的網民，會因為未有足夠證據否定消息而協助傳播。

若希望資訊準確，固然應該傳播有足夠證據的消息，但以上轉發訊息的態度亦非毫無道理。例如被捕者基於人身安全、避免遭「起底」等考慮，鮮會公開發言，其親身經歷通常透過匿名或私下言論流傳出去，一般人在網絡接觸到時難以查證是否屬實，只能靠其他證據、資訊判斷。

反修例運動期間，網絡上有一些關於警察非法對待示威者的傳言廣為流傳。恆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曾於2019年10月14日的集會中，以問卷訪問662人對「女示威者被警強姦」、「女示威者被性侵」、「8.31有人死於太子站」、「部分被發現死者因被警虐打致死」及「警扮示威者縱火破壞」五個傳言的看法，相信比率全部超過8成，其中第二及第五項更分別高至97%及98.4%，「8.31有人死於太子站」則有84.5%。^[3]

上述調查僅局限於出席集會人士，那麼普遍民眾又如何？在2019年10月，香港民意研究所「我們香港人」計劃及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亦分別就其中一個傳言「8.31有人死於太子站」查詢受訪者看法，回答人數分別有1026及751人，兩個問題及回答選項用字稍有不同，傾向相信此傳言的人數均佔大約一半。^[4]

以「惡意造謠者模型」去理解，這個結果自然是「別有用心之徒」刻意製作謠言誤導公眾、抹黑警隊，加上市民「輕信假消息」所致。不過在怪責市民「輕信假消息」之前，必須考慮為何某些傳言特別多人相信。

市民不信任警方

政治立場可以是其中一個原因，中大另一項調查則顯示，在反修例運動中持不同立場的市民，判斷各種跟示威有關的消息真假時有頗大落差，猶如出現「平行時空」。^[5]另一個可能答案是市民普遍不信任警方------在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多次民調中，由2019年8月起的4次調查均有超過四成受訪者對警隊信任度一項給予0分（10分滿分），最高一次更超過一半。^[6]

警隊聲明往往指傳言「抹黑警隊」、「企圖分化社會」，似乎認為傳言導致市民不信任警方，可是市民還有其他不信任警隊的原因，傳言反而可能是結果。

反修例運動期間，不少人目睹警察在示威現場使用武力的情況，以及他們對待示威者甚至一般市民的態度（例如稱呼示威者為「曱甴」），傾向認為警察敵視示威者。即使如此，警方極少承認警員應對示威期間犯錯，多次以荒謬解釋為警員違規、濫權行為開脫。^[7]

除了以荒謬答案回應質疑外，警方更曾經主動發放令人懷疑的消息，例如於記者會上展示一張「招募死士海報」圖片，但圖中的Telegram群組連結使用普通話拼音，群組內未有討論任何示威行動，另一張關於放火燒商場的海報亦錯漏百出，難以令人相信是示威者號召行動的圖片。^[8]

凡此種種，均令警隊公信力大幅下降。當出現涉及警隊而且難以查證的傳言時，市民對警隊的不信任會令他們傾向相信（或暫時選擇相信）這些傳言，如果傳言涉及重大或緊急事件，就更容易採取「先分享，再查證」甚至「等炒車」的態度轉發訊息，這並不代表他們一定全盤相信傳言或不重視查證。

以刑罰阻止可能適得其反

討論假消息問題時，常見的解決方法包括立例禁止、事實查核和媒體素養教育。這三種方法皆有其限制︰法律手段或會變成打壓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工具，導致寒蟬效應；事實查核的影響力難以追得上錯誤訊息流傳，而且有些可疑訊息難以查證；媒體素養教育需要長時間才可能見效，假消息則日新月異。

然而在可疑或失實訊息流傳方面，香港目前最明顯的問題在於公權力無法取信於人，令任何澄清或查證都變得吃力，亦造成假消息甚至陰謀論容易傳播的環境。如果有意解決問題，就應該正視源頭，重建公信力，透過刑罰威嚇意圖堵截假消息，很可能適得其反。

（原刊於Medium）